西方在加洛林王朝引领下进行了重组,开启了

引言

为体现连续性的支柱。主教们督导被摧毁的城市的重建，以便它们继续作为教会和世俗统治以及贸易的中心。教会保存着古代的知识遗产，使它们适应时代的需要并进行推广。当拉丁语不再是口头使用的语言时，教会以简化的拉丁文形式让它成为西方学界的通用语言。民族大迁徙在整个西方（而且仅仅在那里）导致了文化水准的降低。古代遗产的肤浅化，就像自教宗格里高利以来的教会有意为之的，是保护这一遗产所付出的代价，从而也构成其日后具有复兴可能的条件。

西方与古代的关系是一种被打破连续性的关系：很多东西是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有关联的，但大多数继续起作用的均发生了变化。西方语言的多样性尤其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拉丁语在“罗马语族地区”，即后来所谓罗马语族国家，让位给了不同的民族语言，它们都来源于拉丁语，但与拉丁语之间以及相互之间仍有很大区别。经过革新的拉丁语成为宗教和学者的语言，其最主要的推动力来自原罗马帝国西北部——盎格鲁-撒克逊不列颠岛——的基督教传教士。

相反，东罗马帝国与古希腊的关系却保持着完整的连续性。“通用希腊语”是从阿提卡希腊方言发展起来的、希腊化时代通用的希腊书面语和口语，它一直是东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这是拜占庭帝国得以避免像“西方”或“欧洲”那样与传统断裂的主要原因。法国哲学史家雷米·布拉格是如此描述东西方差别的：“欧洲与其他文化圈的区别在于如何对待那些所谓陌生的东西……拜占庭的文化精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承认与希腊变得有了隔膜。

欧洲不像拜占庭，因此它无法借助一种语言的连续性，毫无争议地成为伟大文学古典遗产的继承人，从而产生一种文化优越感……欧洲必须意识到，它从一个源头借贷了东西，却永无偿还的希望；他既无法企及，也永远不能超越这个源头……面对这一源头，欧洲文化因此有一种疏离和自卑感，这引发出对起源的渴望——一种怀旧。”根据布拉格的中心论点，正是这种感觉把欧洲人变成了“罗马人”，这样他就把“欧洲”和“西方”画上了等号。

当然，分隔西方与东方的并不仅仅是它们与源头的关系各异。一个新兴的一神教宗教在此扮演了重要角色，犹太教和基督教之后的第三种宗教：由先知穆罕默德——一位来自麦加的阿拉伯商人——在公元7世纪初创立的伊斯兰教。皮雷纳认为，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半岛到东方的阿富汗和西方的西班牙的传播，是古代统一的地中海区域在7世纪和8世纪被长期打破的决定性原因。西方在法兰克帝国的加洛林王朝引领下进行了重组，从此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基督教的中世纪。

“就在日耳曼人拿不出任何东西来抗衡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时，阿拉伯人却为一种新的信仰而热血沸腾。……他们的世界宗教同时是一种民族信仰，他们是真主的仆人。伊斯兰教打破了由地中海区域所决定的统一，这是日耳曼人入侵时所没能做到的。与古代传统的断裂是由意料之外的伊斯兰教的快速挺进引起的。其结果是：地中海区域的统一格局被摧毁，东方最终与西方分道扬镳。”皮雷纳的许多解释是有争议的。

一种反对这位比利时历史学家的核心经济论点的意见认为，不是伊斯兰教令地中海贸易陷入瘫痪，而是拜占庭，因为后者决心把地中海的货物贸易控制在自己手中。皮雷纳一方面过度强调了西罗马帝国与法兰克帝国信仰基督教的墨洛温国王们的统治之间在体制方面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他又戏剧化了墨洛温王朝统治者与其加洛林宫相之间的权力交替。7世纪末加洛林宫相实际上已经大权在握；8世纪中——年宫相查理·马特于图尔和普瓦捷战胜阿拉伯人约20年后——加洛林王朝正式掌握了法兰克帝国的统治权。

在皮雷纳的论点——查理大帝帝国是伊斯兰教导致欧洲均衡被打破的最终结果——中，民族大迁徙的重要性以及墨洛温王朝统治崩溃的内在原因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古代到中世纪的过渡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历时三个多世纪。与其说是伊斯兰教直接造成了地中海海上贸易的崩溃，不如说这只是间接原因。查理大帝帝国的形成，除了穆罕默德的出现，自然还有其他缘故。

尽管如此，一切似乎都印证了皮雷纳的双重论点：没有伊斯兰教的扩张，就无法解释拜占庭东方和具有罗马帝国特征的西方之间的最后决裂，而没有这一决裂则又无法理解教宗和法兰克王国间的历史性条约。教宗需要军事援助，以抵抗伦巴第人对罗马的威胁；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忙着对付伊斯兰教的挺进，而且与西方教会因后者坚决反对圣像崇拜而在神学方面争论不休，所以不能或不愿提供援助。

但加洛林王朝的首位法兰克国王，查理·马特的儿子丕平在年由教宗匝加利亚为他加冕，尽管其王位是篡权而得。三年后，丕平同意与伦巴第人开战。为了巩固这一联盟，教宗斯德望二世分别赐给他和他的两个儿子罗马保护者称号，此称号到帝国代牧区拉文纳年将其取消以前一直由皇帝的总督拥有。年获胜的丕平把曾属于伦巴第的地盘（包括罗马和拉文纳）捐献给教宗：它就是新的“圣彼得的遗产”，未来的教宗国。

丕平的儿子查理完成了其父之未竟事业。年他在帕维亚让伦巴第国王德西德里乌斯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他自己取得了伦巴第国王称号。在随后的几年查理四处征战，对手包括萨克森人和巴伐利亚人，斯拉夫维莱蒂部落和由亚洲入侵的阿瓦尔人，以及西班牙北部的阿拉伯人。公元年的圣诞日，教宗利奥三世不顾教会内部的强烈反对，在罗马人的一片欢呼声中加冕他为皇帝。

现在又有两位皇帝了，确切地说：一位皇帝和一位女皇。因为在君士坦丁堡，～年坐在皇位上的是一个女人——伊琳娜（Irene），这是让东罗马帝国的政体在西方大为贬值的主要原因。新的西部皇帝的称号仅仅是作为教会的保护人而存在，至于其世俗权力全有赖于法兰克和伦巴第国王的头衔。面对其统治范围外的英格兰、丹麦或阿斯图里亚斯君王，他没有宗主权。皇帝的头衔是一种礼节上的尊严，西方基督教的精神领袖教宗对其合法性负责。

教宗自然是故意把查理宣布为罗马皇帝的，他以此表明，他不是把法兰克和伦巴第人的国王看作西罗马帝国一部分的首脑或是法兰克帝国皇帝，而是把他看作未分裂的罗马帝国皇帝的接班人。用德国历史学家西奥多·希弗的话说，利奥三世此举旨在克服“过去几十年国家法方面的半昏暗局面，完成脱离拜占庭的政治解放”。君士坦丁堡回应来自罗马的挑战的对策是，不承认新的、从其角度看是非法的皇帝。直到年夏天，查理才达到了他一向所追求的目标：让东罗马帝国皇帝承认自己的合法性。

这样拜占庭就承认了，用希弗的话说，“一个与自己平起平坐的西方帝国、一个独立自主的西方，并重新与罗马恢复了教会间关系”。作为交换条件，查理放弃了其头衔中与罗马有关的内容（“罗马皇帝”，），而是把这个头衔让给了拜占庭皇帝们。尽管对查理来说教宗为其加冕这种宗教仪式十分重要，但这还远远不意味着他把帝国教会当成是平等的合作伙伴，他只把它看作进行统治时除贵族外最重要的支柱。修道院是加洛林国家教会体制中（不仅在那里）举足轻重的经济因素，它们对欧洲农民群体的出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各类罪过进行惩罚，它们基本上起着我们今天称为“社会纪律”的作用。修道院更是文化教育推广的首选机构，它们在法兰克社会中传播所谓“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改革思想，其中盎格鲁-撒克逊神学家和诗人阿尔昆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供职于查理在亚琛的宫廷学校。改革内容包括：创造加洛林小写字体，改进拉丁文，甚至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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