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曾有一座山吗澎湃新闻

作为世界上最传奇的城市之一，描写巴黎的篇章浩如烟海，无论是美食、文化、风景、历史、时尚、建筑、名人轶闻……都不会让人厌烦，而来自英国的历史学家格雷厄姆罗布写下的这本《巴黎，光影流动的盛宴》，可说是一本独辟蹊径的巴黎传。

罗布本人专攻法国文学，是牛津大学院士和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获得者，他17岁的时候第一次到访巴黎，从此和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本书中，他没有采取常规的叙事视角，而选取了巴黎历史上一些重要的人物与场景，将巴黎的历史带出——拿破仑对巴黎的首次造访、路易十六和玛丽·安东尼失败的逃亡、十九世纪中叶穷困潦倒的波西米亚艺术家、炼金术士对巴黎圣母院的迷恋……不过，作者喜欢卖关子，在他的文本中他彷如带读者进入历史的迷雾中，随着故事情节的推动，我们才能判断出他在讲的是哪段历史和哪个人物。让人仿佛身临其境。

《巴黎：光影流动的盛宴》；格雷厄姆·罗布/著、金天/译；上海文艺出版社；-8-31在本书最后一章《终点站：北隘》中，作者翻阅文献，发现巴黎可能曾经有一座山，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走访，寻找巴黎曾经的隘口存在的证据。而他最后发现，十九世纪的铁路建设可能早已将隘口压平，尽管如此，当我们每次乘坐欧洲之行从伦敦来到巴黎，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微妙的震颤，那是历史的回音。通过了这个隘口，游客的巴黎之旅也将正式开始。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摘录了这一章节部分内容。一月份的时候，我们通过初步走访，发现了鼓舞人心的证据。就在好莱坞音像店和欲望都市俱乐部的对面，圣但尼礼拜堂外的道路是同时向南北两侧倾斜的。南侧是古已建成的罗马大道和圣但尼市郊路，其汇合处正是如今的多莫瓦车站。北侧的道路是个缓坡，通向底下的圣但尼平原，中世纪时，那里曾有一个巨大的集市，再往下则是成片的沼泽地。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卢泰西亚的这个平原正是神圣的“高卢中心”。据恺撒在《高卢战记》当中的记载，当时的德鲁伊会从地中海和不列颠尼亚远道而来，只为在“高卢中心”选出他们的大祭司。

圣礼拜堂村仍然有着交通要道的那种喧闹。汽车和卡车双向通行、络绎不绝。比起有着精致市区的巴黎，拥挤的人潮和简朴的商店让圣礼拜堂村反而更有大城市的烟火气。圣但尼礼拜堂的斜对面是神父巷，走到头便能看见圣心堂的铁栏杆，凭栏远眺，底下仿如蚁丘的小山坡上是密密麻麻的屋顶和每家每户的烟囱。从亚眠、里尔佛兰德和英吉利海峡开来的火车摇摇晃晃地经过深深的峡谷，正驶向前方的巴黎北站。

从高地看圣但尼礼拜堂人们在昏暗的圣但尼礼拜堂低语。教堂提供的小册子（“为了表示欢迎，也为了传递友爱”）简单介绍了教区的历史，说这里因为埋葬着传基督教入卢泰西亚的圣但尼（连同他的断头一起）而得名。公元年，来自楠泰尔的修女圣热纳维耶芙提议为圣但尼建一座神龛，方才有了日后的圣但尼礼拜堂。圣热纳维耶芙不单在组织对抗匈奴的运动和缓解百姓的饥荒方面很有一套，而且深知为传扬圣但尼的大名，像他这样的殉道人就应该被葬在隘口每一位旅人的必经之地。此外，圣但尼礼拜堂的隔壁便是圣女贞德圣殿，小册子上又说：年时，解了奥尔良之围的贞德曾在圣但尼礼拜堂彻夜祷告（也有一说是贞德因为腿上受了箭伤，所以在教堂又将养了一晚），而后策马扬鞭，赶到被英格兰王国军队占领了的巴黎城门。为感谢贞德守护了巴黎的安全，人们遂在紧挨着圣但尼礼拜堂的空地上建造了圣女贞德圣殿。我们借着献愿蜡烛的微光继续翻阅小册子，结果在第二页的最上头读到了这样一句话：“（圣但尼礼拜）堂前的大路是在高卢罗马时期便架设起来的，这条路延伸到圣但尼市镇及其周边地区，穿过蒙马特和梅尼蒙当之间的隘口，一直通往塞纳河上的西岱岛。”

礼拜堂内我果然不是第一个发现圣礼拜堂隘口的人。让人“捷足先登”当然稍稍令我失望，但我的沮丧比起找到了第一份确凿证据的快乐，实在不值一提。于是在三个月后，我和玛格丽特骑着旅行车，头一回（以蹬着轮子的方式）爬上了巴黎唯一的隘口。我们在圣礼拜堂门的前方拐弯，和一众行人以及车手一道登上了南面的这个斜坡。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我在到达坡顶时扭过头，回望着圣但尼礼拜堂，可惜一辆搬家公司的货车正巧经过，挡住了我的视线。不单如此，我被庞大的车身挤得几乎要掉下去在我的脚下，货车轮胎和路牙石之间只剩一条窄窄的沥青路面。我不得不把圣但尼礼拜堂暂抛脑后，专心骑车，以免一不小心断送性命，我们的探险会就此终结不说，我甚至连块像样的纪念碑都得不到（“在穿越圣礼拜堂隘口时不幸身亡”），何其冤哉！

在找到了切实的证据之后，真正的挑战方才开始，也就是如何让百隘俱乐部承认这个隘口。我知道这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一年，俱乐部的“道德、反思及倡议委员会”都会公布当年的“黑名单”。对于不骑车的人来说，这听上去或许很荒谬，但部分旅游局确实想通过夸大当地的丘陵地貌来吸引人们前去骑行、观光。他们甚至会捏造出压根不存在的隘口，再邀请自行车俱乐部和记者前来，共同揭牌庆祝。百隘俱乐部对这种骗局是零容忍的，一定会在“黑名单”里加以曝光：

“道路工人隘口（瓦尔河）：出于宣传目的而设，缺乏实证。违反第十一条规定。”

“自行车手隘口（萨瓦省）：地势不明，由当地骑手编造。违反第十一条规定。”

话虽如此，百隘俱乐部对我“发现”的那个隘口却并不陌生。事实上，俱乐部的某位成员在参观巴黎圣母院的地下考古墓室时，注意到一张古巴黎的浮雕纸模地图上标有“圣礼拜堂隘口”的字样，于是把这一结果呈报给了俱乐部。百隘的委员会专家就此进行了讨论，最后认定证据不足，不予采信。百隘俱乐部的主席像自行车手在竞速比赛时绕过地面的坑洞一般迅速且直白地回复了我的电子邮件：“该隘口从未得到官方认证。它既不曾显示在巴黎的其他地图上，也没有路碑加以命名。”

但至少主席的话给我们留下了一线希望：“该隘口……”他没有明确否认圣礼拜堂隘口的存在。因此，单从逻辑上讲，我们要做的下一步努力是把“该隘口”标记到地图以及路碑上。

于是我先给法国国家地理学院发了电子邮件，然后又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出了圣礼拜堂隘口的具体坐标和可作为佐证的补充材料。从我在图书馆搜集到的这些材料来看，在朗布托省长和奥斯曼男爵用遍布煤气灯的林荫道取代巴黎阴暗小巷的那个年代，一位名叫西奥多·瓦奎尔的考古学家正像“一只时刻蜷缩着的刺猬”那样在巴黎的遗迹里探寻，试图拼凑出卢泰西亚的远古图像。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瓦奎尔在索弗洛路的底下找到了曾经的古罗马广场，又在蒙日路的附近觅得了卢泰西亚竞技场的残垣。瓦奎尔不是作家，而是个痴

迷于考古发掘的学者；可是在他去世十多年后，年时，某位地理学家从瓦奎尔生前所作的大量笔记和留下的草图中有了惊喜的发现，第一次向世人揭示了“圣礼拜堂隘口”的存在。自那以后，好些地理学家（但不是制图师）做了实地考察，企图厘清巴黎日趋混乱的过去。他们越过前寒武纪就已存在的河床和仍然带着古老海水潮气的山丘，在著作中不约而同提到了坐落于史前“锡之路”上的圣礼拜堂隘口。

好几周过去了。要么是地理学院派往圣礼拜堂隘口的考察队从万塞讷森林出发，再也没能回来，要么是我的信在被拆阅后让人直接扔进了废纸篓。我在等待地理学院回复的同时，为了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给巴黎第十八区的区长和市政厅的官员也写了信。一个月后，地理学院的回信寄到了。信中说巴黎的这个隘口“从

地理和地形意义上讲”确实存在，是“蒙马特和肖蒙山丘之间的最低点”。但是，写信人又不无揶揄地表示，这个隘口“迄今为止”都没能出现在地理学院的地图上，原因有二：其一，“该地区的城市空间结

构非常密集”；其二，“当地居民目前并未使用‘圣礼拜堂隘口’这一称谓”。换言之，那一片区域的地图上已经标注了太多的地名，而如果一个探险家来到圣礼拜堂村，问那里的人：“往圣礼拜堂隘口要怎

么走？”肯定会看到对方一脸茫然（除非他碰巧问到的是个地理学家，又或者是撰写了圣礼拜堂教区历史的那个人）。

我徒劳地等待着市政官员的答复，我本以为比起地理学院的审慎，市政官员会更坦率、更接地气一点。但事到如今，他们会不会回复我似乎已不再重要。就算圣礼拜堂隘口能够得到承认，政府命人在路边为它镶一块镀锌的标记，也不过是让巴黎多一个来自遥远过去的路障，不过是给自行车手多留一处拍照纪念的地方，不过是替这座城市多添一幅能稍稍持久些的涂鸦前提是在路旁遍布着的、口吻严峻的交通标志（“禁止通行”“旅游区已达尽头”“你没有道路优先权”等等）以外还能为圣礼拜堂隘口的路碑找到空间的话。

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人类建造起来的城市从来都对人类的欲望无动于衷。一座城市以坚实的形态向人展示由他们所虚构出来的历史，它折射人的亲密，讲述人的荣耀、爱情、永恒的骄傲、只有一人知晓或需代代笃信的传奇。它足以让最狂妄的赢家也低下头来，懂得自己的梦其实有多渺小。巴黎从蒙帕纳斯大楼的观景台上露出了真面目，入夜后总有警卫在那儿巡逻，以防想轻生的市民自楼顶一跃而下。大楼的照明彻夜不熄，但在闪烁着的灯光照不到的地平线上，泰半皆是黑暗。

活生生的城市也是大大的坟场，是一座携带着万千人口、不断下沉的山，死者终归入土，生者尚要奋力攀登。国王、王后和皇帝不过是城市的仆人。他们相帮擦除城市的痕迹，抹去一切记忆的可能。拿破仑三世（奥斯曼男爵）对巴黎的大改造湮没了千万平米之上的历史，以某一场战役命名的林荫道消除了百万人共有的回忆。在拿破仑三世的统治结束之时，国家档案馆的珍贵史料让巴黎公社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而两个世纪以前，在距离巴黎八千公里的南大西洋的小岛上，被流放了的拿破仑·波拿巴正感叹他终未能成的雄图霸业：“只得二十多年，又哪里够用。”在他看来，千里之外、目力所不能及的巴黎曾是他把玩于指间的一颗宝珠。如果上天能再给他一点时间，旧城巴黎便会彻底消失：“你寻找亦是徒劳，它连半点痕迹都不会留下。”（《圣赫勒拿岛回忆录》）

这位法兰西人的皇帝在圣赫勒拿岛上检视着自己的过去，检视着巴黎的过去：轮船停靠在西岱岛林立的尖塔之下，熙熙攘攘的人群阻塞了狭窄的街道，巴黎军事学校，皇家宫殿……他还记得年(法国大革命战争开始的日子）那可怕的一天。城里有人敲响了警钟，坊间都说大动乱这就要发生了。衣衫褴褛、装备低劣的无套裤汉集结起来，从市郊冲向杜伊勒里宫。拿破仑离开他下榻的槌球路上的旅馆，经过卢浮宫和卡鲁索广场之间的贫民窟和几乎完全被毁掉了的一栋栋豪宅。一群地痞流氓正在游行，其中一人手举长矛，矛尖上插着血淋淋的头颅。他们见这年轻的中尉双手白净、衣冠笔挺，定要逼着他一块儿高喊“国民万岁！”

中尉并没有犹豫“就像你能想象的那样，我连忙照做了。”

年的拿破仑，当时他还是一名23岁的中尉。他继续朝卡鲁索广场走去，进了一个朋友的家。这幢房子已经成了仓库，里头堆满匆忙逃走的法兰西贵族的财物，而小件的家具、装饰品以及全家福都送到当铺换成了真金白银，让贵族们随身带走了。中尉走上二楼，穿过东倒西歪、被这个世界抛下了的各类家什，看向窗外：暴民如潮水一般涌进杜伊勒里宫，无情屠杀了充当守卫的瑞士近卫队的队员。就像是在剧院的楼座看一出荒诞的大戏一样，中尉从那扇窗户的后面目睹了法国君主制的暂时终结。多年以后，当初的炮兵中尉已然成了皇帝，他微服出巡，徘徊在巴黎的街头，试图偷听人们谈话的内容，试图揣摩人们脸上的表情，以判定他所创造的新世界是否如他所愿。他当然也试图寻找卡鲁索广场边那幢铭刻了太多记忆的房子。只可惜他所下达的翻新街道的命令得以迅速执行，“那一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再也找不到当年的那幢房子了。”

今天的卡鲁索广场圣礼拜堂隘口依然没有标记在地图上，巴黎也依然没有山。和人类不一样，这样的地理事件本身无需纪念，或许正如国家地理学院在信中暗示的那样，对巴黎来说，圣礼拜堂隘口已经不复存在。十九世纪的时候，途经这里的铁路几乎把隘口完全轧平了。铁路也改变了隘口的景致，火车头喷出的白色蒸汽描摹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为人们的想象力提供了全新的舞台：看哪，在我们脚下的岂不是一条条人行道，岂不是一座座烟囱造就的宫殿，岂不是行进在黑色运河上的一列列幽灵般的队伍！到年，圣礼拜堂隘口的重要性也只有通过交通流量来体现了。它是这座未来之城的脑干，甚至在巴黎西族还没有定居塞纳河上的小岛之前，就已经有旅人从此通过了。现在，它是自伦敦始发的欧洲之星的必经路线。如果你当真好奇圣礼拜堂隘口究竟在什么地方，不妨从欧洲之星的车厢左侧往外看，在经过标有“平原集市”（昔日神圣的“高卢中心”）字样的车棚后不久，火车便来到了已然被人忘却的圣礼拜堂隘口。因为刚巧爬过坡顶，你会隐约注意到发动机一收一放、火车车轮受到牵引而后忽然松弛的感觉。但是这个隘口实在很容易错过，因为还没等你回过神来，车厢里就已经响起了广播：“尊敬的乘客，我们将在几分钟后到达巴黎北站。”是时候合起书本、取下行李，走进神奇的巴黎了。在那里，即使是最安静的街道也充满了令人着迷的探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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