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1914第三共和国的成就
引言:
法兰西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政局混乱不堪。对于解决其经济及社会问题,既无能为力,也无意为之;对于其他西方大国热火朝天地大力发展工业的步伐,既追赶不上,也无意去追赶。尽管如此,它在年大战前夕,仍有一些辉煌的成就值得回顾。在精神领域中的成就是光辉灿烂的,即使在比较一般的领域中,其成就也是颇为可观的。确实,后来的法国人回顾起年以前的这段时期,总把它看作是“美好的往昔"。
生活的一般标准都已大为提高。在年至年期间,国民收入总值几乎翻了一番。工业生产产值增长了两倍,外国投资额增加了六倍。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经济萧条期间物价曾下降40%,到年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而实际工资却增长了50%。对外贸易额增加了75%。新修筑的公路为十二万五干英里左右,使法国拥有欧洲最好的供汽车行驶的交通系统,尽管汽车在当时刚刚开始盛行。法国是最先制造汽车的国家,在年,它制造了四万五千辆,产量较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新筑铁路长达五万六千英里左右;原有的旧港口也都加深并扩大了,以适应新的远洋巨轮和战舰的进出,并在勒阿弗尔和圣纳泽尔两地修建了两个新的大型港口。
在新的时代,钢铁生产能使一个现代国家在工业和军事方面强大起来,此时的法国也已成为这一十分重要领域里的主要生产国。德国的地质学家在年曾对新吞併的洛林地区进行勘测,以便德国政府将所有已知的铁矿都划入德国版图。由于他们的勘测结果不尽正确,以致使布列附近法国一方向后收缩了的边境线,正好把欧洲最大的铁矿划在法国一侧。由于法属洛林地区内铁矿的矿石含碗量较高,起初无法对矿石进行加工,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早期,随着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冶炼法的发展,法国很快地便建立了巨大的钢铁工业基地。到年,法国洛林地区的二十家工厂生产的生铁和钢材占全国产量的2/3,法国已成为世界铁矿石的最大出口国。据估计,其铁储藏量接近世界可开采量的1/5农业方面,尽管在土壤肥沃但效率仍然不高而且相当落后的情况下,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农产品的年产值由年的六十亿法郎增加到年的一百一十亿法郎。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法国人生产的粮食可达其消费量的90%,在小麦出口方面,法国仅次于美国和俄国,位居第三。酒类的出口量在世界上自然是首屈一指的。
除了法国本土富饶的资源外,还有新的庞大殖民帝国的丰富资源。这个殖民帝国几乎是在人民和议会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儒勒·费里和为数颇众的一伙精力旺盛的军官、高级文官和商业冒险家们建成的。法国人从来不像英国人那样热衷于扩充殖民地。社会党人反对殖民扩充,而控制政府的激进党人则几乎不肯原宥这种扩张。突然间法国发现自己在北非、中非和亚洲(在亚洲它征服了印度支那)拥有一个在幅员和人口方面仅次于大不列颠殖民帝国的殖民帝国。对于征服殖民地的那一小撮军人,殖民地向他们提供了在国内得不到的用武之地。殖民地的扩张也使得军方获得一个机会,以恢复他们因年军事上的惨败和德雷菲斯事件上的失策而丧失的部分威信。教会也积极参与征服殖民地的活动,因为这类活动使教士们获得广阔的新天地,使那些"异教徒”皈依基督教。法国人开始逐渐地明白,法国因有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而成为世界强国,在这方面,法国人已远远地走在那个嫉妒的德国前面在经济上,新殖民地不仅向法国提供了新的原料,并且为法国的产品和修筑铁路及港口的企业提供了日益扩大的市场。流向这些新近被征服的属地的货物约占全国出口量的13%,国外投资的10%也投入了殖民地。法国与殖民地的贸易额H年的三亿五千万法郎猛增至年的二十亿法郎。
但是,当时真正使法国在欧洲居于首位的,是文艺和美术以及生活的艺术;或者确切地说,在这方面,法国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巴黎,以它那无与伦比的美丽和宏伟,以它那高雅的文化气氛成为西方世界的现代雅典。它好似一块磁石吸引着诗人剧作家、小说家、艺术家,甚至哲学家,他们不仅来自国内各省,而且还来自世界各地。随之而来的是大批欣赏他们那激动人心的作品,他们的创造力,以及欣赏这座光明之城(巴黎)的生活方式的人们。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当然不是伦敦或柏林,也不是纽约,甚至不是罗马-的气氛能够像巴黎那样有益于心灵的修养?尼采公开赞扬说:“作为一个艺术家,除了巴黎,在欧洲没有别的家乡0。”甚至连许多美国人,其中包括一些并非艺术家的人们也有同感。即使他们并不总是在艺术方面以及生活的艺术方面有所同感,他们都赞成一位已被人们遗忘了的同胞说过的话:“美国的上等人,当他们临死前,应到法国去。”
奥古斯特·孔德有一套实证主义哲学,欧内斯特·勒南从众所周知的法国传统中发展出深奥的怀疑主义,希波莱特·泰纳则强调笛卡尔式的逻辑与明晰的观念。在共和国的头三十年内,这三个人都曾以他们的学说给法兰西以深刻的影响。所有这三个人都抛弃了十九世纪前几十年的浪漫主义。文学方面的浪漫主义在文学巨匠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中达到了顶峰。他们都富有一种新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是在上个世纪最后的1/3年代,当科学获得惊人进展时进入西方的。这种精神反过来又促使人们产生一种几乎是固执的观念,即认为解释生命奥秘的关键在于揭示那简单明了并且是可以探知的事实。埃米尔·左拉在他的一系列拥有广泛读者的自然主义小说中,坚决维护新的科学唯理主义。阿纳托尔弗朗斯所写的小说的读者人数几乎与左拉的不相上下,他以一种近似古典散文的风格,用温和的讽刺来议论法国的资产阶级及其自负的政界和军界领袖们,反映了伏尔泰和勒南的怀疑主义。在他们之前,还有古斯塔夫·福楼拜。他那最令人难忘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在帝国时期就已出版。他的最后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布瓦和贝居歇》在他死后一年于年问世。在这两部作品中,他以一种客观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艺术手法揭露了资产阶级粗俗生活中的伪善和精神上的贫乏。
在文学方面,可以肯定地说,第三共和国并未产生像巴尔扎克和斯汤达尔那样伟大的小说家,要想了解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法兰西生活,这两位天才的著作是非读不可的。第三共和国也未曾产生过像博德莱尔那样天才的诗人或像圣伯夫那样尖锐的文艺批评家。但是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曾产生过如此众多的优秀而拥有广泛读者的作家,福楼拜、左拉、阿纳托尔·弗朗斯、阿尔方斯·都德、保罗·布尔热、莫里斯·巴雷、龚古尔兄弟、短篇小说家莫泊桑,而在他们中间最伟大的作家便是马赛尔·普鲁斯特。这位作家在战争前夕(年)自费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追忆流水年华》的第一卷,该书虽未曾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作者在现代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巨大的。巴雷在美国很少为人所知,但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不仅在文学领域,而且在政治和思想界均有较大影响,因为人们可以从他的著述和生涯里看到第三共和国在生活和思想方面的一切矛盾。他是一个演变成保皇派宠儿的共和党人,一个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右翼政治家,一个支持教会的不信上帝的人。
在这段时期,法国也有其自己的诗人:兰博、马拉梅、苇莱纳这三位象征派诗人,稍后还有佩吉·克洛代尔、瓦莱里和阿波利内尔。在美术方面,由于涌现出大批印象派和其他画派的画家,在法国实际上出现了一次文艺复兴。作者在此仅仅提一提几位画家的名字:冀内、马内、德戛斯、塞尚、勒努瓦、范戈夫、毕加索、德兰、马蒂斯,这些画家使人们回忆起法国最古老、最伟大的艺术精华。在雕塑方面,因为有了奥古斯特·罗丹,也是—派繁荣景象。
在哲学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柏格森对于军界人物的思想影响,但柏格森的哲学在战前的十年中对于作家、艺术家和教育家的影响可能更大。他成为反理性主义的理论家,他否认实证主义、唯理主义和理性作为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力量的价值。他的《创造进化论》于年出版,其影响甚大,这种理论强调直觉和非理性主义高于一切,是人的创造力的源泉,并强调“强烈的欲望”是人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诗人和画家很快地便将这种观点运用到他们的作品中。这种观点造就了索雷尔、普鲁斯特和弗洛伊德。但是在柏格森死后(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于巴黎),柏格森主义并没有长久地存在下去。同时也有一些评论家,虽然赞扬柏格森思想的独创性和刺激性,并赞扬他表达思想时语言的雄辩力,但他们都认为柏格森主义的缺点甚多,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缺乏历史知识。
政府出资办大学,本应向法国的科学家提供设备充足的实验室,以用于科研工作,但实际上却疏忽大意,毫不重视。例如巴斯德和居里夫妇在他们的早期实验中,不得不在最原始、最简陋的实验室中从事科研工作。尽管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最后几十年中,共和国的科学事业也有了显著的进步。涌现出为数颇众的一批人,给科学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是数学界的亨利·普安卡雷,化学界的马塞林·贝特洛,物理和化学界的亨利·贝克雷尔(由于他发现了铀的盐类物质具有放射性,从而在年将人类带进了核子时代)和皮埃尔·居里及玛丽·居里(镭的发现者),医学界的巴斯德,还有弗洛伊德的良师益友、精神病理学界的让夏尔科、维克多·雨果公开宣称“文学本身就是文明”,法国人无不赞同。除了法国,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作家(及艺术家)曾达到如此的高度,其作品获得公众如此的尊敬。作家比起政治家来,不仅更受人欢迎(法国商人从来未达到美国商人所享有的地位),而且更为人们所重视。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小说、剧本和诗歌在报刊上受到赞扬并编入史册,成为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事实上,他们都变成了在巴黎的奥林匹斯山上受崇拜的众神或半神半人了。
如果一个国家的历史主要的就是这个国家的思想和艺术的历史,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艺术界、文学界还有知识界所起的促进作用使这一时期-第三共和国的头四十年-成为这个国家漫长历史中最重要、最富有成果的一个时代。此外,这一时期还使许多人享受和平生活,享有一定程度的繁荣和美好而有意义的生活。法国又一次从年的溃败中兴起,达到一个世界强国的水平。共和国的缺点尽管不少,但仍取得了成功。正如历史学家莫里斯·雷克吕斯所指出的,如果在这四十年中,法国有一位国王或皇帝的话,人们便会把这四十年看作是法国历史上的一段伟大的君主统治时期,并为之欢呼。
此时的法国人享有国王和皇帝过去不允许他们享受的可贵的自由,他们十分珍惜这种自由。他可以自由地说,自由地写,并且自由地去干他所喜欢干的事。许多世纪以来的那种几乎从未间断的政治压迫和城市对农村的压迫似乎已成为过去。在这片国土上,个人主义受到推崇、培养和尊重。别的国家可能生产出更多的钢铁和动力,可能在单位时间内按人计算生产出更多的货物,在对待工作时表现出更高的国民纪律性,鼓励企业间进行更为剧烈的竞争,向人们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和衣食。但是别的国家所取得的这一切表明“进步”的证据,对法国人的影响并不大。他们喜欢把那些新奇的机器和喷射着火焰的高炉以及那些设有装配线,附近还有贫民窟的阴郁的工厂,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加诸于新时代的祸害。一个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需要这些东西,但是不能让这些东西成为文明的中心,也不能让他们支配文明。所有这一切以及对美国人来说是如此珍贵的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新发明,如抽水马桶、清洁的盟洗室、与身长相当的浴盆、方便的电梯和电话,与一个个人主义者的逍遥自在的享乐相比,又有什么了不起。他可以保持自己的思想,并且有权将他的思想表现出来;他既不喜欢:也无意使自己变成一个驯顺的职员,从而屈从于一个重商的机械化的世界日益严重的干篇一律的现象。
法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和社会得天独厚,较任何其他国家和社会优越。但是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种种缺陷是否应归咎于他们那种强烈地、广泛地加以培养的对个人主义的崇拜?一些外国朋友认为,法国人和法国人的结合得十分紧密的家庭过于自私,这难道不是这种对个人主义的崇拜造成的?例如,盎格鲁-撒克逊人引以为骄傲的慈善事业在法国便很少见到。当人民需要一个强盛的画家和一个坚强的政府来保卫国家的生存时,难道不正是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义削弱了政府,从而使国家遭受到几乎致命的损伤?这种个人主义无疑使大多数法国人都心悦诚服地赞同一句格言:最好的政府即管事最少的政府。阿纳托尔·弗朗斯不厌其烦地反复宣讲说:共和国对法国人来说是最好的政权,因为它最软弱无力,它给予个人的压力最小。他说:“一切桎梏都解除了。当桎梏解除时,国家就衰弱了,但却减轻了对人民的压…由于这个共和国管的事很少,因此我原谅它没把事情管好。”
我们已经指出它管的事很少而且管得不好。但是在一个领域里,它工作得确是很出色的。在外交事务中,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给第三共和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盲目性和瘫痪状态(在英国也是如此),此时尚未暴露出来,恰恰相反,在克莱门梭和雷蒙.彭加勒以及那位才华横溢的外交部长德尔卡塞的领导下,法国的外交政策是大胆的、富有想象力的。它警惕地保护并增进法国的国家利益。尽管国外有德国对法国进行的日益加剧的挑衅,国内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争吵不休,有时还有人对国家莫名其妙地持冷谟态度,政府在执行其对外政策时,态度坚决而又沉着、冷静。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法国摆脱了俾斯麦在年后使它陷人的孤立处境,于年与俄国结成军事联盟,德尔卡塞又于年加强了这一同盟,使这两个国家在任何一方受到攻击一俄国受德国和奥匈帝国攻击,法国受德国攻击一时,另一方有责任给以援助。年,面对德国的威胁,英法两国消除了长达数世纪的宿怨,签署了一份协定,从此结束了它们之间的世仇.并结束了它们新近在争夺殖民地时的竞争(年两国由于苏丹境内法舒达地区的所有权问题,几乎动起干戈来),从而为一项协约铺平了道路。年,主要是在克莱门梭的努力下,把俄国拉了进来,从而将这种协约关系扩大为三国协约。这个三国协约可与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相抗衡,并使法国进一步获得保证。一旦它的两个主要的邻国德国和意大利向它发动进攻,它们便会发现,它并不是孤军作战。
虽然意大利对三国同盟承担了义务,但来自意大利的威胁并不怎么严重。德尔卡塞看到了这一点。年,他与罗马谈判,签订了一纸秘密条约。双方同意:一旦一方受到攻击,另一方应保持中立。这项秘密协定实际上把意大利从三国同盟中拉了出来,正如战争的考验来临时所表明的那样。
这样一来,由于德国皇帝的顽固,以及德国政府张牙舞爪的好战政策,又由于法国外交政策的精明和坚韧,使德国发现自己在欧洲日益孤立,遭到欧洲另外三个大国的反对,只能得到那显然行将崩溃的奥匈帝国和本身并不很强大的意大利的支援,而且德国也不怎么相信怠大利的话。德国遭到了挫折,盛怒之余,柏林当局便挑起了一场摩洛哥危机,以便对法国和英国进行战争词吓。由于过去法国同意英国在埃及和苏丹自由行动,不受限制,作为回报,英国支持法国占有摩洛哥,曾经促成了年的“友好的谅解”。德国对于英法两国占有大部分非洲大陆的情况,一向是心怀不满的,于是便决定阻止法国攫取摩洛哥,同时还对英国提出警告说,在对剩下的非洲土地进行分赃活动时,不得将德国排除在外。
结束语:
德国以战争相威胁,首先采取行动,从而无情地引起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这个吵吵嚷嚷的星球上前所未有的、最残酷的,并且代价最高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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