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如何活过1918年夺命流感

尽管流行病肆虐造成巨大伤害，人们对它却产生历史性的遗忘。这些事件没有竖立大型纪念碑，而过程往往只被经历伤痛的人单独记住。

年，法兰西斯图尔舍神父（Rev.FrancisE.Tourscher）想起这种缺乏实地记录的历史经验，于是著手整理一年前在费城流感大流行期间，在第一线不眠不休照顾病患的修女回忆（在医疗体制完全现代化以前，许多现在认为是护理师的工作都由修女进行，照顾穷苦病患被认为是慈善义举，而非真正的职业）。她们的故事被集结成册共一百多页，分别于三月、六月和九月由费城美国天主教历史学会出版。

图尔舍神父在引言申明，重要的是在“记忆仍然清晰的时候尽量搜集事实”，他写道：

没有记录的事实很快就会随着瞬息万变的时代消失。个人经历的事件，即使是最悲痛、最悲惨的事件，通常也会跟着直接相关的人死亡而过去。除了纯粹的统计数字，以及年费城爆发霍乱的“纸本记录”中得到的模糊印象外，我们知道的并不多。我们对年欧洲的”黑死病”和年英国的“汗热病”的认识，大概跟我们对年和年肆虐城市南部、威胁北部的“黄热病”的了解一样少。

年的流感大流行（又称西班牙流感）中，费城是疫情最为严重的美国城市之一。尽管当地医学专家对流行病的群聚感染达示担忧，但大量群众仍在9月28日参与“自由贷款游行”，随后费城的病例激增。在六个星期后，将有人死去。

直接的后果是医疗体系不堪负荷，医院搭建在体育馆和活动大厅——由于城市限制进行社交活动，这些大型聚会场地暂时不再需要。真正需要的是更多的护理师，尤其是许多医疗人员自己也染上了流感。年10月10日，大主教邓尼斯约瑟夫多尔蒂（DennisJosephDougherty）写了一封公开信，不仅授权开放教区大楼用于照顾病患，并允许非隐居的修女执行护理工作。

城市各区的修女纷纷响应参与，她们大多没有受过专业的医学训练，只是自愿帮忙出一份力。医院的修女说：“刚开始，我被骇人的恐惧所震撼，因为我一生中只跟死亡有一次近距离接触。但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做点什么，我迅速穿上长袍和戴上口罩。”

另一名修女描述了10月12医院帮忙的第一天：

从入口到病房似乎没有尽头，其中一名修女悄声对我说：“我们该怎么进来呢？”——意思是第二天要怎么进来。我回答说：“我想我们可以顺利进来；我比较担心的是，我们该怎么出去？”

她们在病房看见的情景与其他修女看见的一样：每张病床都躺着尸体，没有足够人手和资源能照顾病患。在布罗德街和斯奈医院里，一名修女描述新来的病患在办公室等待，直到有人去世空出病床。另一医院的修女回忆，当时的情况言语无法描述：

读到或听闻苦难是一回事，在现实亲眼看见又是另一回事。大厅里到处都安置帆布床，男人睡在第一层，妇女和儿童睡在第二层。几乎所有的种族和病症都在这里。

医院仍实行种族隔离，而修女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探望病患，那些只能待在家里，没有地方可去，而且没有人照顾的病患。他们因为饥饿和被无视所受到的痛苦与疾病带来的痛苦不相上下，一名修女说，“有时不是因为贫困使人们远离穷人”，而是“对灾难的恐惧与惊慌”使其他人远离他们。

在拥挤的公寓里，修女们发现整个生病的家庭，有时死者的尸体还会在家中放好几天，等待操劳过度的殡葬人员来处理，修女们尽其所能地提供协助：打扫卫生环境，如果有需要也会带食物过来，更重要的是提供人道关怀。

费城的劳工阶层和移民社区因为距离较近，而且难以获取医疗资源而特别严重，但这场流感并没有金钱与阶级的界限。一名男子开车前往修道院寻求帮助，因为“他虽然拥有很多钱，但无法为垂死的妻子与孩子找到医疗协助”。

一些接受治疗的人最终康复，例如一名18岁的速记员，但有些人就没有那么幸运，包括一名刚从法国战场归国的年轻士兵。为信徒举行临终仪式经常出现在修女们的故事里，她们将其视为使命之一。然而，她们关心每一个人，无论宗教信仰是什么。她们进入穷人的陋室和富人的豪宅，挨家挨户地探访城市各处的病患，只希望不要漏掉任何一个人。

年10月对费城来说是个痛苦的月份，幸好最终新病例减少，医院陆续关闭，城市也恢复了生机。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与流感大流行后，幸存者渴望向前迈进。这些关于同情和无私奉献的故事，在流感大流行高峰的几个月后被记录下来，保存它们正是为了让人们记住这些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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