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共和国走马灯式的连续倒阁以及老卫士的

引言：

如果说法国的有产者阶级过于自私、贪婪，过于短视，以致不肯为解决国家财政危机接受一项公正而体面的方案的话，那么，与此同时，众议院中代表小康家境那部分法国人利益的左翼联盟多数派也有缺点。他们太无知，思想混乱不堪，并且非常胆小，不敢根据宪法赋与他们的权利和权力强行通过一个解决国家财政危机的方案。左派也对政府处于破产边缘这一状况负有重大责任。

在年初，左派在众议院中居多数地位，它本可以制定必要的法律，使政府获得它所需要的岁人，控制通货膨胀，阻止资本外流，并根除那广泛的偷漏所得税的勾当。但它总是迟疑不决。它威胁说要采取某些行动，例如对资本课税，将短期公馈改为长期公债，提高所得税，防止偷漏所得税等。这样左派便使富人们大为恐慌，并迫使他们将钱财逃往海外。尽管进行了这些威胁，实际上却无所作为，左派便加速了耗空国库的过程，货币进一步贬值，局势益发混乱不堪。

右派和左派都不懂经济学，他们对于混乱的加剧都起了作用。在右派中，银行家和企业家都力图把十九世纪古典资本主义的教条用于问题复杂得多的二十世纪。在左派中，众议院中的大多数政客都是来自小城市的律师、小商人和农民，其中也有少数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教授。这些教授根本不知道如何解决由于经历过一场历史上最具有破坏性的战争而付出重大的代价、承受者沉重负担的国家的财政问题。

左翼联盟政府总理爱德华·赫里欧本人便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他才智过人，虽然有些爱用华丽的辞藻，却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他曾在师范学院读过书，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教授。他曾以“美丽的雷卡米埃夫人”这个引人入胜的题目写出他的博士论文。后来，他又写了一部令人着迷的关于贝多芬一生的书，因为除了文学和历史之外，音乐也是这位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人的许多爱好之一。他是一位继承了冈贝塔传统的、富有激情的激进党政治家。在本世纪初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的政府与教会之间的老问题，依然在困扰着他的思想。他与他的大多数政界同事一样，在其所受的教育、政治经验以及性格方面的准备都不够充足，无力去解决战后世界的财政与经济问题。赫里欧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对敌手彬彬有礼，随时准备和解，他不是一个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对别人残酷无情的野心家。在第三共和国的最后十六年中，他处在政治生活的中心，几乎是第三共和国末期产生的所有那些左派和中间派领袖的典型人物。他于年被选入参议院，是当时最年轻的参议员，曾经两度出任总理，也曾多次在其他内阁中任取。长期以来，直到共和同覆灭之日，他一直担任众议院的议长，这是他最喜欢的职务。左派缺乏坚韧的战斗精神，未能为他们的信念和纲领斗争到底。

他们不敢正视现实，要想使财政状况恢复正常，不仅需要采取一些暂时性的不受欢迎的措施，而且整个国家事业的行政工作也极需进行一番彻底的检查和整顿。在两次战争之间的整个年代，法国的行政当局一直处于一种可悲的混乱状况中。似乎有一层穿不透的浓雾笼罩着财政部，没有清楚的帐目可供检查。政府没有认真地汇编有关国家经济情况的统计数字，也没有制定过正规的帐目。年，在全面混乱的局面中，价值四十亿祛郎的国防债券竟不留痕迹地从国库中不翼而飞。四十年之后，一位著名的法国经济史学家试图解开这个谜，但未成功。他怀疑有某些“意志坚决、高居要职的个人偷走了这笔巨款而未被发现”。这桩巨大的案件使得某些能够在十年后动摇第三共和国的财务诈骗案相形之下显得微不足道，但是由于缺乏证据，他无法证明这个怀疑。

为了掩盖年以后的巨额财政赤字，政府搞了三套预算。“正常的”预算，永远是平衡的，财政部长能够使国家相信一切正常。但是，在称作“非常”预算的第二本较大的预算帐薄上，没有一笔收入，只有支出；年头一次检查时的支出达二百九十亿法郎，是正常的“平衡”预算中支出的三倍。于是他们又将希望寄托在德国的赔款上，以此为根据，又编出了一套称作“可补偿的开支”的第三套预算。但由于德国的赔款从来就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在这套虚幻的预算中，支出项目的大部分是“无法补偿的”。

这种在財政上弄虚作假的花招毕竟不能长久地掩盖事实的真像：国家支出远远超过收入，其中年的支出多于收入一百七十亿法郎。其后的四年中，每年的支出都比收入多七十亿至一百二十亿法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根本无力继续承担这笔债务，至少没有希望还债，于是债台便高筑起来。摇到最后，国家采取了将法郎贬值的措施，使之一直降到战前的五分之一，方才于年终于稳定下来。这样，等于是国家赖掉了大部分债务。

走马灯式的连续倒阁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第三共和国还暴露出或重新暴露出一些其他的弱点。没有一届政府是长命的，即使某届政府有能力解决问题，它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这样做。在这段时期内的问题多属财政问题，这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因为法国的经济在整个二十年代得到了发展和繁荣。在赫里欧于年4月10日被参议院推翻以后的十四个月中，共经历了六届政府，这是名符其实的走马灯式的连续倒阁。有些内阁是被那混乱而易变的众议院所推翻，还有一些是内图自动辞职，以便更换各部部长，同时在几周或几个月的短暂时期内在众议院中保持一个不稳定的多数。接替赫里欧的职务的是出身于巴黎的一位才华横溢的数学家保罗·潘勒韦，但他是一个相当赞脚的激进社会党的政治家，年在阴暗的战争时期，曾当过两个月总理。他所主持的两届政府共维持了七个月，即从年4月至11月，第二届政府在众议院表决时以三票之差而倒台，因为众议院不愿接受他为了使政府摆脱困境而提出的大胆提议，他主张在十四年内，每年对资本课以1%的赋税。

第三共和国中任期很长的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接替了潘勒韦，他在其后那混乱的七个月中所组成的政府不下三个，即他的第八、第九和第十届政府。其中第九届维持了三个月，而最后一届只维持了三个星期。那时，在年的7月中旬，国库空虚，数十亿法郎的短期借债已经到期，政府无力偿还，法郎贬值到五十个法郎兑一美元。一伙群众在众议院外面怒吼，谴责议员们应对最近这次财政危机负责。塞纳河对岸协和广场的一些闹事者用石块投掷乘满了美国游客的汽车，说这批美国人与他们在美国的同胞应对法郎贬值的阴谋负责。（并且咒骂他们说：他们沾了法郎贬值的光，在巴黎享乐。）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们通知政府——同时私下里透露给报界-银行的预付款额已达到法定限度，银行将不再向财政部预付一分钱。沿着林荫大道，有一大群妇女疯狂地冲向百货公司和时髦的商店去抢购，以便使她们手中那不断泛值的法郎变成一些比较顶用的东西。人们广泛地-并且理所当然地-相信那著名的“二百家族”拥有或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财富，这些家族的神圣的受托人即法兰西银行的总裁和董事们，都聚集在法兰西银行这座金融堡垒中，庆祝他们对政府采取的强硬态度，此时他们已决心搞垮它。此刻政府恰巧是由他们所憎恶的爱德华·赫里欧领导的。他们在十四个月之前曾将他推翻下台，在此之前他曾用了四天时间于7月21日组成政府，当他将组阁名单交由众议院批准时，便以二百九十票对二百七十三票被否决了。在众议院开会的波旁王官外面，一群暴徒拼命推挤那紧闭的大铁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以致警察局长不得不派共和国骑兵卫队来增援，以防止他们闯人议会，殴打议员。这群“暴徒”组织得很好，他们是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的各右派反议会集团召集来的。他们就像德国的褐衫党及意大利的黑衫党所曾干过的那样，走上街头闹事，上街的目的也与那两个组织相同。

在那个暴风雨的7月21日午夜，共和国总统指派当时已六十五岁的雷蒙·彭加勒组织一个“民族团结”新政府，以尽可能使政府免于破产，并且挽救法郎，使之不至变得一文不值。当初，在年由广泛的多数选出来的众议院曾将彭加勒轰下台，废除了他的一切对内对外政策；此时，7月27日，这个众议院又以压倒优势（三百五十八票对一百三十一票）接受了他。那位在年接替彭加勒并且总是反对他的政策的赫里欧在这个新政府中担任内阁部长。

第三共和国的政治方式就是这样。不顾选民们所表达的意愿，众议院中的多数逐渐在起变化，他们由一个方向转到另一个方向。当左派拥有多数时（如年选举后）这个多数便向右转化。

在共和国的余年中这种情况已变成一种无法改变的习惯，但对此又没有合理的解释，这就益发使这个国家混乱不堪，屡遭挫折。然而，在年，在那多变无常的议会中却产生出某种力量，这是在十年之后，当共和国开始遭到最严重的危机时，却无法振奋起的一种力量。尽管政见不和所引起的高卢式的情绪非常狂烈，但在年的那个夏季，当人们面对危险时，曾有一段时间，暂时停止了政治上的争吵。正像在年夏曾经出现过的情况一样，人们紧密团结起来，保卫共和国的生存。但在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一见到你就准是有了麻烦啦！”在彭加勒提出他的政府名单时，一位共产党议员向他叫嚷道。如果说他说这话是带有轻侮之意的话，他的话却也在很大程度上含有真理。国家又一次遭到困难。除共产党和社会党外，所有的政党都团结起来支持他，五位前总理参加了他的政府。国内实现了政治休战。

老卫士的逝去

统治了第三共和国一代人之久的所有那些老人，引导着共和国进入了动荡不安的二十世纪，经过了残酷的战争和混乱的战后年代。现在，这些老人们正在消逝。新的未曾经受考验的年轻人，在这个国家即将进入前景未卜的三十年代时出现了，并且承担起领导国家的责任。老虎总理克莱门梭在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他在年的总统竞选中被一个次要的人物所击败，为此他深感怨恨。而这个次要的人，后来竞被发现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克，门棱怀着阴郁而孤寂的心情忍受着他退出政界后的生活。他于年曾经说过：“我所做过的一切，都已被糟蹋殆尽了。二十年后法国必将灭亡。”

第三共和国的另一根支柱白里安，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任职期间，曾经十一度出任总理，当过十七任外交部长，于年3月7日去世，终年七十岁。他与他的政敌克莱门梭一样，因在竞选总统时被一个平庸无奇的人所击败而垮掉。他也与克莱门梭和彭加勒一样，每当想到他所曾建树的一切都被毁掉了的时候，便郁郁不乐。

白里安与克莱门梭和彭加勒不一样，很少空谈理论。尽管他初次在社会生活中露面时，是一个左翼社会主义者，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七年-至年-连续担任十一届政府（其中的四届政府是由他本人主持的）的外交部长时，他始终致力于争取体面而持久的和平。靠着坚忍不拔的精神、巧妙的手段他寻求：与德国和解，与英国重建协约关系，使国际联盟在维持和平的事业中发挥有效的作用，实现普遍裁军，宣布战争为非法，并提出最终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的设想。他相信人类已准备放弃战争，这可能是有些天真了。他曾信任过施特雷泽曼领导下的德国，并曾于年与后者同获诺贝尔和平奖金。事实证明他那时过于天真。毫无疑问，他过高地估计了国际联盟在维持和平方面的能力。但是七年来，他使他自己的国家，甚至还有英国，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带上了德国，与他一道去寻求和平。在那些年代里，凡是和本书作者一样在巴黎的国民议会中和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大会上，曾经聆听过他那雄辩而激动的演说的人们，不会忘记他那响亮的声音的感染力，他那闪耀着光辉的语言，还有他那频频挥动的手势。他的手是那样地灵巧，并且具有一种艺术表现力，常常会使人联想到帕德列夫斯基在弹奏钢琴时的那双手。

他对于左派或右派的理论都不怎么相信，因此他主要地是做调停人的工作，因为他相信互相妥协可以最终解决大部分激烈的争端。正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在法国，他曾经在政教分离后与天主教徒和解。在差不多长达十年的光景中，他在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多届政府中担任过外交部长的职务，在西方各国间建立了体面而和睦的关系。但是理性、妥协与和解的方法都不足以应付那自进入三十年代以来即已无法挽回的严酷的现实。这些作法在白里安与德意志共和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已开始不起作用。他每作一次让步，德国总会提出新的要求，迫使他再作进一步的让步；而当希特勒上台后，这些作法就完全失灵了。在法国也是一样，随着两派分歧的扩大，他们之间愈来愈不能互相忍让，这些作法也正在逐渐失去效用。白里安的最后两届外长职务是在皮埃尔·赖伐尔任总理期间担任的。赖伐尔蔑视他所主张的政策，并于年将他甩掉，结束了这样一个杰出人物的漫长的政治生涯。此时的白里安已经意气消沉，幻想破灭，并且疾病缠身。七周之后死神便仁慈地将他召走了。

一代新型人物正在法国以及其他各国涌现出来，白里安的时代已成为过去。那个伟大的幻想已经或正在消亡，这个幻想就是：胜利的法国将永远能够将它的意志强加于战败国，战时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盟在战后的世界中仍是盟国，国际联盟将维持住和平一简而言之，西方世界的生活仍将与过去差不多，第三共和国的法国将会在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混过二十世纪。但是，即使这些幻想破灭了，法国人也没有正视出现在他们背后的严酷的现实。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导致了本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动乱，这种动乱不久又因希特勒的上台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重新将野蛮带入人间而加剧了，这些都震撼了第三共和国，并动摇了这个国家的基础。法国与美国及英国一样，对于这接二连三的冲击是缺乏准备的，正是在这个时刻，共和国开始最后地朝毁灭滑去。

在巴黎，又出现了右派和左派内阁的更迭。这些走马灯似的内阁，没有一届执政的时期较长，足以去应付那逐渐显露出来的危机。虽然年的选举又选出一个保守派的国民议会，年的选举又选出一个激进派的国民议会，然而，任何政策或任何内阁都没有获得稳定的议会多数。国民议会或参议院只要有一个极其微小的借口，就能把政府推翻。在彭加勒于年7月辞职后的十七个月中，一共有五届内阁被推翻，从年6月至年2月共有六届政府来去匆匆，平均每届的寿命为三个月。

结束语：

年1月30日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的那一天，法国没有任何政府。只有五周寿命的保罗-邦库尔内阁于1月28日垮台。新的内阁，即爱德华·达拉第的首届政府直到1月31日方才组成。国民议会对于邻国所发生的事件，以及这事件对法国可能有何影响，是不在乎的。五年之后，当希特勒耀武扬威地开进奥地利时，法国又一次发现自己此刻没有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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