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1930年代的北平恶土之上,构筑

天色逐渐昏沉，又一天的行走即将开始。以东二环边的中谷酒店为起点，一群观光客转头钻进了盔甲厂胡同的深处。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线路，直线距离大概两公里，连带着在胡同里的弯弯绕绕，走起来也要3、4个钟头。

行走团里九成都是外国人，不过这并不是寻常的景点观光，而是围绕老北京的一桩著名命案——年，英国前外交官E.T.C.Werner的养女帕梅拉的尸首在东便门角楼被发现，面目被毁，胸膛被切开，心脏不翼而飞。

从盔甲厂到角楼，再沿城墙脚下绕进曾经的“恶土”——“恶土”的说法来自美国，是“红灯区”的别称，在日本入侵前这里的一小片胡同区是事实上的三不管地区。狭小扭曲的巷道满是酒吧、赌场、妓院，是从别国逃离的外国人与投机者聚集、不远处使馆区的士兵前来作乐寻欢的地方。

行走线路沿途停留之处皆是命案发生和调查中所涉及的地点，最后来到东交民巷，从前的使馆区，如今的北京市政府。观光客们从门前匆匆走过，保罗·法兰奇则拿着麦克风向人们讲解案件的来龙去脉，工作人员用投影把当年的旧地图、报道和老照片打在墙上，引来路人的驻足。

年义和团运动后使馆区重建，欧洲列强的操练场很快被建筑物覆盖，成为“恶土”。来源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这场行走的契机源于一本叫作《午夜北平》的犯罪小说。这本书在年出版后大获成功，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并获得爱伦·坡奖最佳犯罪实录以及CWA金匕首奖非小说类奖。今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作为甲骨文系列之一出版中文版，除了小说本身之外，还有下半册《“恶土”，北平的堕落乐园》，介绍北平“恶土”本身的历史面貌。

保罗·法兰奇是本书的作者。法兰奇曾在上海生活20多年，是中国问题分析师和评论家，其作品包括一本北韩史、上海广告人与冒险家卡尔·克洛的传记、外国驻华记者简史等。他曾作为研究者和香港大学出版社合作发表了一些学术作品，但很快发现自己还是希望通过更为通俗的内容，触及大众读者群体，“而你知道的，世界上几乎所有人都爱看点侦探悬疑”。

成为小说家之前，他一度在市场营销和广告公司工作，作为爱好利用闲暇的时间写作，“不过广告营销的实质其实也是讲故事”。《午夜北平》的成功让他自此成为一个全职的写作者，并继而出版了《罪恶之城》、《目的地：上海》等书。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外交官Werner还是帕梅拉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法兰奇的这些小说并不是基于历史事件的改编，而是对于事实的非虚构写作。犯罪小说的叙事让它们拥有了传统悬疑的元素，但其巧妙编织的材料则是当年的文献记载、警方报告、新闻报道、信件等。小说大量的篇幅用于对二战前夕的北平生活图景进行历史性还原，尤其是不为人所知的“恶土”，书中还包含了许多老照片、地图、旧新闻的剪报。

法兰奇曾经花费许多时间泡在上海徐家汇图书馆，阅览民国年间的资料报纸，上海作为当时的国际都市，有许多外文的内容出版物。当帕梅拉被谋杀时，这个耸动的故事成为无处不在的头版，甚至出现在一些澳大利亚和美国报纸上，引发法兰奇对本案的兴趣。

年的帕梅拉，引发热议的相馆全身照。来源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梁文道在《开卷八分钟》中这样介绍《午夜北平》，“为什么这么一个悬案，值得我们重新注意，又值得写成一本书，还值得翻译成中文，跟我们中国读者介绍呢？那就是因为就像汉学名家史景迁所说的，这本书绝不只是一般的推理案件的小说的重构，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史。”

在西安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之前的一小段无政府时代，复杂的司法管辖制度为外国人创造了一个受保护的空间，使馆区就像一个复刻的欧洲，有大教堂、百货店、照相馆，但也同样制造出了无人管辖的“恶土”，无业的外国人在其中游荡，疾病缠身，出入廉价的宾馆酒吧；当时的上海已经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四大城市，极为多元和活跃，还有大量的俄罗斯和犹太移民涌入，人们在抵达时甚至无需出示身份证件。

谋杀案发生在日本威胁逼近的背景下，帕梅拉于一月被害，到了七月就是卢沟桥事变。“当时北京在年就有三百万人，其中可能只有一千多名外国人，大多数人真的不曾遇见过他们……如果一名19岁的白人女孩，父亲还是一位重要的英国外交官，被认为是中国的‘老朋友’，都会以这样可怕的方式遇害，那中国人自己有多大机会存活呢？”

北京到处人心惶惶，战争和革命让城内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人，都充满了不安和恐惧。法兰奇被告知，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这桩谋杀案成为正在发生的战争的隐喻，而对于帕梅拉的谋杀则象征着中国所有人的攻击。

鞑靼城中的路边摊。来源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从他的作品列表中不难看出法兰奇本身对历史与犯罪的痴迷。出生于侦探小说文化旺盛的英国，他在成长过程中深受这些读物的影响，比如英国的著名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并启发他如何从真实事件中编织出一个宏大的故事。

悬疑与犯罪吸引他的地方，不仅仅在于紧张刺激感官的情节，“犯罪故事就像打开一个城市的盖子往里看，那些最不被注意，和被光环过分笼罩的事物都平铺开来。在一个死人面前，没有人可以保持缄默。”

“人们往往对七、八十年前的东西记不太清了，但如果你的同学被谋杀了，你一定会记住。”当法兰奇试图还原当时的社会面貌时，找到了一些当年还是在学生时代的居民。

“一些人一下就会想起来，‘哦，帕梅拉’；其他的可能当时还太小，但也会记得自己的父母在餐桌上讨论这件事；他们也记得有这样迷信的流言在流传，说帕梅拉是一只被打死的狐妖。你能感觉到这样一件事如何影响到一个小的、关系紧密的社区。”

凶案每天都在发生，而一个未解决的凶案会让一整个社会都人心惶惶。“没有人会把这些当做历史记录下来，但这也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只是不倾向于谈论它们。”这种情况在中国更甚，因为这里总是传递出一种“非常安全”的印象，“如果你看你英国的电视，你则会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

观光团的形式让人想起香港的凶杀案观光团“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观光团在城市行走中了解年至年间油麻地发生的12桩命案现场，借此引发人们对香港一系列民生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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