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观念,艺术观念的不同,引发的战争

泰雷任职时正值A.-R.-J.杜尔哥（A.-R.-J.Turgot）当权，这名政治家原是一位经济学家，韦尔内作品完成那年，他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该部门着眼于将重农主义原则运用到政府管理中——广义来说，重农主义原则上相信独裁主义，但却是“启蒙”或“理性”的管理，这种方式可以有效保证自由贸易，并为高效的农业生产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杜尔哥的理想是在山区建立乌托邦城市，为履行承诺，他积极投身于实施勒杜（Ledoux）著名的邵村（Chaux）理想城计划。韦尔内在画中描绘的很可能就是法国汝拉省（Jura）多山的地形，即理想城的所在地。高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立，使这些农村地区得以从国内和国际市场获利，以保持其经济活力。

杜尔哥在掌权的24年前曾发表过一系列冷静的“监察报告”，强调了以交通系统的改进为中心的重农主义社会愿景。在杜尔哥看来，历史的力量将不可阻挡地向此种社会形态迈进：人类的心灵不断被启蒙，孤立国家之间的距离不断被拉近，商业与政治将世界连成一体，全人类交替经历平静与躁动、顺境与逆境，尽管步履缓慢，却始终朝着日臻完善的未来迈进。

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极端鼓吹进步的书籍文章中，时常出现此种普世理想。

将人类建立压抑的领土界限与智力屏障的欲望，视为渺小的前进动力，这是启蒙话语中的核心甚至决定性主题。举例来说，路易斯–塞巴斯蒂安·默西埃（Louís-SebasienMercier）在其代表作《年》（L’An）中，憧憬了四百多年后的景象，彼时先进的交通运输体系将构成一个大同社会，国境将形同虚设。他在小说中为读者编织了一个空想式预言，载人热气球——蒙戈尔菲耶（Montgolfier）是这一领域的先驱——最终能让清朝官员沿着常规飞行路线到欧洲讨论哲学问题。

哈泽德（Hazard）和盖伊（Gay）的观点极具说服力，他们认为启蒙思想内部诞生出了一种新的欧洲观。许多著名启蒙思想家，都将欧洲设想为一个“文学共和国”（Repulicofletters），一个由被启蒙者组成的社会，他们的思考具有普适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此种共同信念，迅速形成一股强大的世俗力量，与中世纪以来空想的基督教极权世界相抗衡。这种观念必然会从文字领域向图像领域渗透。年，巴黎版画家兼商人F.-C.茹兰（F.-C.Joullain）这样歌颂自己的行业：

文艺的保护人和创造者，不论他们相隔多远，看法和习惯差别多大，彼此之间却总有不解之缘。因此，这里没有陌生人！法、英、意等国艺术爱好者与艺术家之间达成的完美协议，便是明证，英国将大量版画高价卖给法国，从中赚得极为可观的利润，事实上，甚至比从商品贸易中赚得更多。

我们必须把茹兰高涨的理想主义情绪放到当时的语境下思考。与当时许多国际印刷业大鳄一样，茹兰极力推广作为知识共同体的欧洲观念，显然是出于自身商业利益的考虑。这番话，可能更多反映出他多么迫切希望自己所从事的行业能引人注目，而并非是对当时实际情况的如实描述。茹兰把版画生意的终极目的说成是推广普世价值，显然是想树立一个利益不沾的高尚形象。

茹兰的上述预言最终没能实现。虽说这种普世理想不会彻底过时，但他所坚信的艺术交易可以打破国家间的隔阂，很快就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在接下来的20年中，国际艺术交易——法英之间的交往尤为引人注目——遭到严重破坏，有时甚至因军事冲突而彻底中断。

尽管茹兰还不准备承认，但他可能已经清楚意识到，欧洲的版画买家会受到狭隘的民族偏见的影响。比如，与茹兰同时代的德国版画买家就未能打破此种偏见。在年代和年代，社会上普遍反感“法国影响下的”生活方式和奢侈品，认为这些外来事物日益对谨严勤勉的日耳曼价值观产生威胁，这对那些主营将法国版画出口到德国生意的商人影响严重。这给英国版画商以可乘之机，当时他们正准备与法国展开一场贸易战，本书最后一章将就此进行讨论。

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由于拿破仑政府对英国商品出口实行强制封锁，两国贸易战的平衡被彻底打乱。英国国际贸易在大革命期间已受重创，大批英国最有实力的版画生产商和出口商都陷入严重的资金困难，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约翰·博伊德尔（JohnBoydell，—）和瓦伦丁·格林。国际艺术贸易不可能完全置身于国际冲突的现实之外，这一点对格林来说尤其毋庸多言。年法国炮轰杜塞尔多夫期间，格林的艺术博物馆损毁严重，他为此倾家荡产。那次炮轰毁掉了格林的绘画收藏，此前公司已签订合同，正着手准备制作这些画作的版画复制品。仿佛是个不祥的预兆，这纸国际合同签订于年，法国大革命就在那年发生，并引发了法国与其他欧洲邻国的激烈冲突。

国际博爱理想的兴起，确实促进了商品自由贸易的发展，正如茹兰在声明中赞美的那样。讽刺的是，这种理想在造成冲突的过程中，同样起到了根本性作用，数年后又对国际贸易造成极大破坏。斯图亚特·伍尔夫（StuartWoolf）对拿破仑战争的起因与后果有透彻的分析，他认为，法国发动的帝国侵略战争，正是由启蒙思想家倡导的世界大同理想直接导致的。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本身，可以解释为人类博爱的启蒙理想的实践尝试与必然失败的戏剧性结果。

尽管许多法国普世主义思想家深信，国际间的冲突已成历史，然而法国普世主义出现的许多现象，却是对其他欧洲邻国主权与文化传统的内在威胁。作为欧洲最具文化和军事影响力的国家，法国理所应当地认为“启蒙主义”文明，将为全世界提供一种普世性的核心思想。甚至于法国的技术发明，如佩罗内的大桥或蒙戈尔菲耶的热气球，也会为世界人民指引一条实现大同社会的明路。法国革命战争期间，在许多法兰西共和国的敌人的眼中，启蒙主义者口中声称的博爱，无非是法国文化帝国主义政策的另一种表现方式。一个18世纪大部分时间在欧洲商业和军事力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国家，一个向全世界输出本国风尚、艺术与生活方式的国家，如今扬言要打开另一个出口，这无疑给欧洲传统国家笼罩上了一重更直接的威胁：世俗平等政治。

让–皮埃尔·乌埃尔（J.P.L.L.Houl，—）为大革命第八年（yearVIIIoftheRevolution）的一项公共纪念碑计划所作的版画，清晰反映出大革命普世主义的威胁性语调。为赞扬普世性的博爱理想，纪念碑同样也是所能想到的、用来象征军事侵略扩张的最浮华的艺术形式。与许多大革命时代宏伟的寓意性艺术工程一样，这座纪念碑最终也没能完成。纪念碑制作了至少十年之久，其时，原先歌颂的主题已失去了相关的政治意义。乌埃尔设想将一个巨大的地球仪置于大片云层之上，云层中密布着许多飞翔的寓意性人物。地球仪本身，作为“平等的完美徽记”，象征着法国对外征服意识形态的普适有效性。一个骑马者在地球仪顶端傲慢地骑行，象征着法国的胜利。地球仪的某些位置上嵌入许多金属制成的星星，对应着革命战争时期法国将领在世界各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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